商汤灭夏之前,商族的迁都行为并非偶然,商朝在建立后的数百年里,屡次更换都城。史书中提到“殷人屡迁,前八后五”,意味着商朝建立前,商族已经迁都八次,而在商朝建立后,又迁都五次。最后一次迁都发生在盘庚时期,将都城从奄地(今山东曲阜)迁往河南安阳的殷墟。根据《中国历史地图集》和《中国史稿地图集》的研究,商朝实际上有过七个都城,分别为亳、嚣(即隞都)、相、邢、庇、奄和殷(殷墟)。
然而,商朝频繁迁都的背后原因一直以来都是学者们争论的话题。是因为宫廷内部的权力斗争,还是与游牧经济形态有关?或者是为了防范敌人而迁移?直到现代考古的发现,尤其是对商朝“水井”的研究,才为这个问题提供了新的视角。有学者认为,商朝频繁迁都的主要原因其实并不复杂,古代学者往往把简单的问题复杂化了。
通过考古学者的发现,我们可以看到商朝中前期的遗址中,出现了大量的深水井。例如,在洛阳偃师商城遗址,约3600到3400年前,至少发现了五口深井,深度普遍为5到6米,最深的甚至超过了6米。而在郑州二里岗遗址,考古学家发现的水井深度更大,普遍超过了6米,最深的一口井甚至达到7.8米。这些水井的存在,表明了当时的天气十分炎热和干旱。根据史书记载,商汤时期曾发生过长达七年的大旱,史书记载中提到“伊尹教民兴凿井以灌田”,这些发现进一步证实了史书记载的可靠性。
展开剩余75%现代气候学家的研究表明,夏商时期的气温普遍较高,气候炎热,极易发生干旱。1972年,竺可桢曾提出,在5000到3000年前的大部分时间里,年平均温度比现代高出大约2℃。尤其是河南地区,还曾存在过群体大象的记录,进一步证明了那时气候的高温和湿润。
从甲骨文和殷墟的考古资料可以看出,商代的主粮是五谷,表明其经济体系以农业为主,而非游牧经济。因此,气候的变化,特别是长时间的干旱,严重影响了商人的农业生产,迫使他们迁都寻找更适宜的生活和生产条件。商朝从亳迁到嚣(现疑为郑州商城),很可能就是因为亳地的旱情比嚣地更加严重。郑州商城的水井深度表明,商族选择迁都的决定,可能与当地的干旱情况直接相关。
商朝中期,迁都的频繁程度更是加剧。根据考古发现,从公元前1465年郑州商城废弃到盘庚迁都殷的这段时间里,商朝共迁都五次。此时,气候发生了逆转,由干旱转为湿热多雨。以郑州小双桥遗址为例,位于郑州商城西北约40里的地方,出土的水井深度约为3.7米,而在殷墟的二期水井深度则达到了6.02米。这些水井的深度变化,表明了气候由干旱转为多雨,甚至开始出现湿热环境所需的动物,如肿面猪、圣水牛等。湿热的气候可能导致水灾,迫使商族再次迁都。
盘庚迁殷时,《尚书·盘庚》记载“先王适于山”,暗示着迁都的原因之一就是水患的严重性。商族不得不将都城迁往地势较高、交通不便的山区,以避开不断加剧的水灾。这一时期的气候特征,可以通过考古和甲骨文进一步验证。
随着商朝的后期,气候再度发生变化,由湿热转为寒冷干旱。气候的变化直接影响了农业生产,导致商朝的经济和国力逐渐衰退。甲骨文中出现了大量“求雨”的卜辞,表明干旱对农业生产造成了严重影响。此时,殷墟的水井深度逐渐增大,部分深井的深度超过了16米,甚至17米,进一步证明了商朝后期气候干旱,水资源匮乏。
综上所述,商朝频繁迁都的主要原因可能并不复杂,气候变化,尤其是干旱和水灾,可能是促使商族屡次迁都的直接因素。气候的波动不仅影响了农业生产,还可能是商朝最终衰落的原因之一。当商族未能继续寻找适宜的沃土,农业生产的困难逐渐削弱了国力,最终导致了商朝的灭亡。这也再次印证了古人将王朝的兴衰归于“天命”的说法,气候和自然环境的变化,无疑在历史的长河中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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